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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创作的有关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作品多达数百幅。此类作品，无论是数量、艺术高度还是影响力，当代中国画坛无人能与他比肩。刘文西画领袖，凭的是发自肺腑的爱戴之情。作为一位领袖追随者，刘文西一次次进陕北，目前正在创作一部以陕北人为主题的百米长卷。
两种截然不同的槌声，萦绕在国画大师刘文西的盛名之外。一是拍卖槌声：最近3年，刘文西连续入围胡润艺术榜，去年更是以1.19亿元的年成交额跻身前十；二是腰鼓槌声：半个多世纪来，沸腾的陕北腰鼓不断激荡着刘文西的创作热情，黄土地是他一以贯之的艺术主题。去年秋天，这两种声音汇在了一起——他1974年执笔完成的名作《幸福渠》被以天价拍出，该画以延安时期毛主席带领百姓修水利、促生产为主题，4592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了红色题材画作的纪录。
事实上，刘文西流传最广的作品，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拥有，那就是第五套人民币票面的毛泽东素描像。那是1997年他应中国人民银行之邀创作的。整体而言，刘文西有关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作品达数百幅，此类作品，无论是数量、艺术高度还是影响力，当代中国画坛无人能与他比肩。
不管他人如何，刘文西画领袖，凭的是发自肺腑的爱戴之情。他从不讳言毛泽东在他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么多年来，哪怕是十年文革迫使他放下心爱的画笔，他对主席的敬仰从未有丝毫改变。当年，在中学课堂，刘文西第一次读到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对他的人生和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也正因为此，刘文西用了50多年，追随着毛泽东的足迹，走遍陕北。在那里，刘文西自然而然地把对主席和对普通百姓的感情融为一体。他说自己最崇拜的是老百姓，特别是黄土地上的农民。在那里，他结交了几千个农民朋友，创作了几万张速写，积累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民形象宝库。基于此，他创作了一系列描画陕北人的经典作品，让黄土地成为中国人物画中极具分量的艺术图腾。
岁月流转，78岁的刘文西如今早已名满天下，中国美协副主席、西安美院院长的职务也已卸下。但在他身上，许多东西并未改变，甚至历久弥新。
如今，他永远以一身浅灰色的“过时服装”出现，头戴老式帽子，他说，这是毛主席的风格；陕北虽已去了80多次，刘文西仍嫌不够，而且似乎永远不够，即使腿脚不便，他仍坚持每年北上采风，在旁人搀扶下，登上黄土坡，一遍又一遍地用画笔记录那山、那水、那人；更关键的是，60年前那篇“延安讲话”的文章，刘文西珍藏至今，现在仍能成段背诵关键章节；几十年间，他一直用“延安讲话”的精神教导后人：“你要创作吗？到生活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们会告诉你怎样创作，告诉你路该怎么走。”
古稀之年的刘文西，正呕心沥血地创作一部以陕北人为主题的百米长卷。在他看来，黄土地上承载的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刘文西说：“我多次在黄河岸边写生，听母亲河的涛声吼声，看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们战胜困苦，创造美好未来。黄河塑造了华夏儿女的磅礴气魄，这样的精神，这样的魂魄，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
与刘文西相濡以沫50年的夫人陈光健曾说，大家都觉得刘文西为人民币绘制的毛泽东肖像非常好，但实际上，他的这幅画可以说是“画”了几十年。不仅是领袖像，从最初追随领袖精神和足迹开始，刘文西将毕生精力投入到黄土地，用他超绝的技艺为千万无名劳动者树立起一座丰碑。
首画主席像，他才16岁
刘文西第一次画毛主席，还是在老家浙江嵊县。1949年10月，县里为庆祝新中国诞生，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当时，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就是年仅16岁的嵊县中学学生刘文西画的。
能让刘文西为大会画领袖像，是因为他的天赋。1933年秋，刘文西出生在一个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山村。他从小爱画画，乡下没有颜料，他就将各色瓦片磨碎、把花朵捣烂，作为颜料。那时，他画山村美景，画牲畜和农民，还常省下零用钱买《水浒》《三国》临摹人像。同学和老师都称赞文西有天分。
父母为刘文西最初取名“闻樨”，意为他出生时能闻到桂花香；读书时，他嫌字难写，改为“文西”。后来他听老师说，外国有个大画家达文西（后来译作达芬奇）。对他个人而言，这个巧合也成为了一种别有意味的暗示。
1950年，刘文西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他有个舅舅在复旦教书，因为这层关系，他和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见面，并为陈先生画像。刘文西的天赋引起了陈望道的注意，经他推荐，17岁的刘文西进入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美术，班主任是后来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王琦。
“延安讲话”珍藏了60年
在育才，刘文西正式开始接受正规美术训练，更重要的是，王琦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堂课，为刘文西的艺术生涯和人生定下了方位。那堂课上发的讲义，刘文西一直保留到今天。他告诉记者：“啥都能丢，这部书不能丢。”
刘文西说，王先生讲得很生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虽然那时自己年纪小，但却很能理解主席的话。他惊讶于主席怎么能将文艺问题论述得如此透彻。他记住了讲话的核心要点，就是文艺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而作。
1953年，刘文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浙江美院。实际上，他当时最爱画油画，因为油画能通过不断修改，充分展现人物性格，而这方面却是国画的弱项。但当时学校鼓励素描好的学生学国画，于是，进入5年制国画系的刘文西，决心在中国人物画方面闯出一条路。
在学校里，刘文西努力学画，同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工作者第一位的任务。对画家而言，“熟悉人”的方式，就是持之以恒地观察并为他们造型。
在学校里，刘文西逼自己每天必须画6张速写，以练习把握人物形象的基本功。他说自己做事极有规律、立下规矩绝不违背。如果实在没东西画，回到宿舍，他就会画鞋子、桌子。这个习惯几乎伴随了他几十年。如今，78岁的他外出采风时，再累，一旦坐下，他一定会捧起速写本。2004年，刘文西在陕西集结一批优秀画家、正式创立“黄土画派”后，他为画派定下的宗旨，头两句就是“熟悉人”、“严造型”。
初到陕北，激情难挡
1957年，24岁的刘文西在毕业实习时选择了陕北。这几乎是一个具有领袖情结的学生的必然选择。他曾想过在毕业后响应主席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觉得，最艰苦的就是边疆；之前，必须去一次延安。
旅途是辛苦的。下了火车，再搭卡车。200多公里，卡车走走停停，修修弄弄，颠簸了整整两天。刘文西说，因为卡车是敞篷的，漫天风沙“浸染”2天后，他简直成了一个土人。
初到延安，距离毛主席离开延安刚好10年。刘文西说，10年，延安没有什么变化，城里只有新华书店和邮局是两层楼，其他都是平房，很简朴。3个月的实习期，刘文西背着包，在黄土地上不停地走，不停地画，留下了数百幅写生作品。一天，他在延河畔写生，只见一位牧羊老汉赶着一群羊从沟坎上走来，头巾、胡子、皮袄、腰带，让他一下子联想到前几天看到的毛主席在杨家岭与老百姓交谈的照片，创作的激情再也挡不住。
刘文西据此创作的著名画作“毛主席与牧羊人”，成为他的毕业作品，并轰动美院。时任副院长的国画大师潘天寿看后，欣然为该画题词——延安之晨。这幅画于1962年公开发表。据说，叶剑英元帅看到后，连声夸奖画得像，说“主席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为此，刘文西还另外画了一幅同样的作品，送给叶帅。
刘文西告诉记者，实际上，发表的“毛主席与牧羊人”和他的毕业习作有所区别。这幅画他实际上一直在改，改了差不多5年。比如，最初的画面上，毛泽东的手指着羊，后来他觉得，这么一来“主席似乎只是在关心羊的问题”；而最后发表的作品上，主席夹着烟，专注地听牧羊人的讲述，体现的是领袖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
与黄土地订下半生缘
1958年，刘文西从美院毕业，他没能如愿前往“最艰苦的西藏”。他被西安美院看中。来陕西的第一个冬天，刘文西就带上学生到延安深入生活，在那里过了年。从此，他揭开了与黄土地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迄今，他去陕北已经80多次。
刘文西有个深深的遗憾，就是从未面见过毛主席。他必须另找出路——不只是读主席著作，搜集主席照片，他曾揣着资料，琢磨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然后循原路徒步；天黑了，就找户农家休息。每到一地，他会仔细地打听曾与主席接触过的农家，与他们交谈。一次不够还有下次。那时的刘文西，甚至像一位记者。就这样，他后来基本上能说出哪个时间毛泽东穿什么服装；哪次为了什么毛泽东开怀大笑。领袖的音容几乎如同亲见。
刘文西对毛泽东的熟悉程度，是超乎想象的。1997年，他应邀为人民币画毛泽东像。他的原作是幅素描，印钞厂据此制版，不同版本都送来给他过目，他最满意的那块被用来印制100元纸币，而其他面值的都不是源于那块“完美版”。一般人当然看不出区别，但刘文西说，主席的眉眼就算只差一根线，睿智和气魄就大有不同。
“重走主席路”的确很苦，刘文西记得，老乡留给他的馒头有时竟是“黑”的——上面趴满了苍蝇。但刘文西说，在陕北，自己感觉像是回了老家。一次次进陕北，他渐渐将对毛泽东的崇拜，扩展为对所有陕北人的敬意。他们那种不畏艰难、勇于抗争的精神，让刘文西深受感染，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刘文西曾说，画陕北，几辈子也画不完。在陕北，刘文西根本记不清睡过多少炕头，结识了多少农民朋友。作为一位领袖追随者，刘文西后来说，他最崇拜的是老百姓。借用“山丹丹花开”的意思，他为自己的一儿一女取名刘丹和刘山红。
文革前，刘文西创作了大量有关主席和其他领袖人物的画作，曾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同时，他也画了一批刻画陕北人的优秀作品，其中作于1962年的《祖孙四代》被公认是水墨人物画的经典，是当时最具创新意识和时代感的作品之一。
浩劫年代，画家当羊倌
而立之年，正是一位画家精力旺盛的时候，但刘文西的艺术生涯却受到沉重打击。文革开始了，这位以画领袖像声名鹊起的年轻画家竟未能幸免。如今，回头翻看刘文西的作品年谱，不难发现，那十年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刘文西老家有几亩地，后来父亲被划为地主。因为出身问题，他在大学里递交入党申请，一直未能获批。文革中，他更是被定为“黑标兵”，关进牛棚。不仅艺术生涯中断，几千幅素描心血也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
那段时间，刘文西被禁止画画。他被派去农场放羊，这倒让他呼吸到了久违的自由空气。他很快成了高明的羊倌，扔几块石头就能管好180多只羊，羊群乖乖地吃草时，他就从随身小包里，从毛主席语录和干粮下面，掏出藏好的自制迷你画板和画笔。蓝天、白云、绿草，他享受着有限的快乐。
逆境中也有开明人。刘文西说，1974年，全国美展需要作品。当时陕西省文化局局长不计较身份，将刘文西调去，由他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幸福渠》。作品很快就登上多家期刊封面。刘文西告诉记者，《幸福渠》99%是他完成的，但他无缘署名，最终以“秦文美”（“陕西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缩写）的名义发表。
文革十年，尽管内心委屈、痛苦，但刘文西对陕北、对主席的感情没有变。只要从牛棚回家，刘文西就会偷偷整理之前的素描作品，构思新的创作。除了《幸福渠》，他还同时在构思另一幅更具历史价值的领袖作品。刘文西觉得，文革是“四人帮”颠倒了黑白，让中央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为此，他用三四年构思了《知心话》，在文革结束后迅速推出。画面上，毛主席并没有讲话，只是认真倾听着老农的话，专注得甚至连指间的烟灰都忘了掸去。
刘文西说，借这幅画，他想表达倾听群众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涵之一。因为这层特殊的含义，这幅作品被《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刘文西”这三个字也在消失10年后，再次亮相。
文革后的刘文西渐渐恢复了声望，并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代初，他在西安美院开始担任领导职务。但新烦恼也接踵而来，用他的话说，此后12年是“琐事缠身”，画画的时间少得很。
晚年再燃赤子情
刘文西真正获得“自由身”，是在卸任美院院长职务后。他深感时间宝贵。他说，如果把人生比成爬坡，他这才爬到半山腰，但年龄已六十多。
可刘文西从来不是一个会轻言放弃的人。“我觉得我艺术的高峰还在后头。”如年轻时一般，他依然不断地去陕北、去乡村，速写积累到两万张；回到画室，他经常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老伴劝他保重身体，他听不进去。
刘文西对记者说，他这一辈子，痛苦多于快乐，这是因为自己一直没能达到在学术上提出的自我要求。在艺术上，他对自己苛刻地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这段时间，刘文西的艺术造诣日臻化境，他独树一帜、融贯中西的笔墨风格越发明晰，笔下的陕北人，或灵动典雅、或苍劲雄浑，都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领袖画他也屡有佳作。1997年小平同志逝世后，他饱含深情，在半年内相继推出了三幅纪念性作品《与人民同在》《与大海同在》《与祖国同在》。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完成了人民币毛泽东肖像的创作。
日历翻过2000年，在思考总结过去几十年的艺术之路后，年近七旬的刘文西为一个新的想法激动着。他发现，无论时代如何变，陕北人的正直、勇敢、纯朴、善良一如往常，沉淀在老农皱纹里、凝集在壮汉肌肉里、荡漾在村姑笑容中的东西都在。而且，这些元素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具备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同时他觉得，此前自己多是单幅作品，就像秦俑，单个拿出来，不会有摄人心魄的力量，须以兵马俑的大场面出现。为此，他要用更大气磅礴的手法，用更具承载力的方式，挑战一件此前只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画家才会涉足的事——创作巨幅长卷，为黄土人描绘百米长卷。
70岁，刘文西宣布，不再卖画，全心投入长卷创作。
如今，这组《黄土人》的长卷巨制已完成了6个系列、总计72米。很难想象，一位腰背严重受伤，上下楼需要搀扶的老人，能手持画笔，在画纸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刘文西不觉得什么。刘文西说，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新与旧、健康与腐朽、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矛盾、撞击层出不穷，关于生活本质的问题让一些人迷茫、徘徊。艺术家必须要以思想家的高度，把握主流，用作品影响人，这正是一种时代责任。
夫人陈光健说，刘文西希望他能活到120岁。而刘文西自己说，只要身体允许，他想在有生之年无限延长地画下去，直到创立一座中国画的“万里长城”。 （记者 张懿 驻陕记者 韩宏）
刘文西常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其实这并不奇怪。熟悉他的人告诉记者，盛名之下，假借各种名目求见的“访客”排队求见国画大师，“这些人99%都是为了利益”。对他们，刘文西已习惯了戒备。据说，一次有位要员曾登门求见，但最终还是碰了一个软钉子。要不是因为61年前，刘文西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就刊登于《文汇报》上，我们也未必能见得到他。
刘文西似乎把大部分笑容都留给了陕北的乡亲们。工作人员拿刘文西去年赴陕北采风的画册给记者看，画面上的刘文西，在火红的腰鼓队列前，在金黄的窑洞的大门外，都笑得十分灿烂。
刘文西告诉记者，和陕北人在一起，他很愉快。陕北偏僻，但人不狭隘、不计较、不自私。他觉得这就是当年的延安作风，那种革命年代单纯的人和人的关系，让他向往。
刘文西与陕北的情分，不仅是采风、住宿那么简单。他的80多次陕北行，时间跨度超过50年，其中，一些人他画了几十年。每次采风，只要路过相关的村镇，不管路多难走，他都会前往拜访，并现场再为对方作画。
陕北人的日子其实很苦，但在刘文西笔下，却从来看不到任何苦涩的味道。他说这并非有意掩饰，他是真心地觉得，劳动也许本来就是受苦，种地、画画都是如此。而正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蹦出来的乐观，是他最感动、也最希望表现的。
从70岁开始，刘文西为专心创作巨幅长卷，宣布不再画任何商业作品。事实上，刘文西曾说过，只要他花心血创作的作品，从来都不卖(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名作《幸福渠》，最终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入市场的，刘文西一点都不知道，甚至为此一度很不悦)。不过，到了陕北，他却经常为当地人写字、画画，然后送给对方。有位老农故世后，子女甚至是抱着刘文西给父亲的画像，为老人送终。不仅如此，在陕北，刘文西每到一地，很快就走到人群中去，主动与群众交谈，请他们合影留念。有时，他会在本子上记下一个个名字，同时，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知对方。
刘文西说，他的血液有一半来自陕北，他艺术细胞中绝大部分的营养都是陕北那块土地供养的。他爱着那片土地，而那片土地也同样回报了刘文西。曾经与刘文西一起踏访陕北的画家都说，不到陕北，根本想象不出那种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冰雪画派赵春秋说，刘文西先生所到之处，人潮涌动。黄山画派杜雪松说，在陕北，他获得了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深刻体验，民众对刘文西的爱戴，若非亲眼所见，他是绝不会相信的。
陕北二十里铺的女子阮明5岁时,刘文西就曾为她画像。一次又一次，从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画到胸前飘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又画到英姿飒爽的女青年，刘文西共为她画过9张速写和肖像。如今，她已经五十开外。
刘文西说：“画陕北，我一辈子画不完，两辈子画不完，三辈子也画不完！”
而阮明含着泪，回应他说：“我一辈子想你，两辈子想你，三辈子还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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